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大声喊出“世界是平的”。虽然全球化这辆推动机不是从2005年才开始启动的,但是,是弗里德曼让它深入人心。互联网、外包、供应链等因素让全球化势不可挡。赢家们是如此兴高采烈,那些抱怨的声音一时被忽视。一直到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全民公投脱欧这两件事情,才让全球化的拥趸们开始发现,原来有大量的人并不赞同他们的想法。

从数字上来看,全球化的确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比如,联合国雄心勃勃的千年发展目标提出,要在2015年前把世界极端贫穷人口率减少一半。这个目标,提前了5年,在2010年就已经完成。世界银行在2015年乐观地估计,极端贫穷人口的比例,可以降低到10%以下。

全球化世界变得更好,对于全世界的最大多数人是如此,对于极少数的精英人士也是如此。后者的代表就是被讥讽为“达沃斯人”的全球精英,看一眼每年的财富排行榜,就能发现他们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但是,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全球化输家,这些输家主要是传统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全球化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回报给他们低价的产品和廉价的信贷。后者还曾在2008年时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交易时,就在原本推动全球化的国家里,引发了反全球化浪潮。

于是,从2016年开始,西方世界的学者和记者们,就处于一种对现实的再发现状态。他们开始认真对待那些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败者,那些失去工作的制造业工人、居无定所的租房者、生活在破败社区的居民……简世勋的《世界不是平的》就是这种声音的一部分。从这个被翻译过来的书名就能看出,他对全球化没有那么乐观。

今天对于反全球化力量的主流解释是,全球化创造出的利益在一些国家内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断扩大。简单来说,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商业精英们可以从把制造外包到亚洲国家中获益,但是原本的中产阶层却失去了工作。这些国家放弃了制造业,转向更高端的金融业和科技互联网行业。后两个行业虽然收益惊人,但却并不能创造出制造业那么多的工作机会。渐渐地,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开始变成全球化的反对者。

除了这个解释之外,简世勋还给出了全球化要面对的三个更深层次的挑战。这三个挑战,在过去都是全球化的推动因素。它们分别是:移民、科技和资本。

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也是世界变平的象征。欧盟的《申根协定》,就允许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但是,叙利亚难民却对人口的自由流动观念形成了挑战。动乱让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选择到其他国家。很多人会先选择到土耳其和黎巴嫩,然后再进入欧盟国家。

2015年底,有大约85万寻求庇护者在排队申请进入欧盟。到了欧盟国家之后,他们会更倾向于去德国和瑞典,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欧盟中也算非常富裕,而且,在开始时对难民态度更加友善。但是,不断增加的移民,以及这些国家随之增加的内部成本,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简世勋说,这还只是开始。21世纪更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会是非洲国家人口向西方的大规模流动。比如他就认为,拥有超过1.8亿人口的尼日利亚完全可能成为非洲的叙利亚,大量人民或是迫于无奈,或是要追求更好的机会,可能会离开自己的国家。

非洲和欧亚国家之间人口结构的不平衡、人均收入的增长让人们可以负担起旅行成本、交通和通信状况的改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国内冲突,都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全世界可能面对着新的移民浪潮的挑战。

然后是技术的挑战。技术对全球化的挑战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今天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的,互联网也在助长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言论。互联网让极端的言论更容易得到传播,也让人更容易沉浸在自己观念的回音壁中。它还给那些大胆和偏执的领导者提供了扬声器,比如特朗普就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推特。

另一方面,当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有可能会摧毁掉全球供应链。比如,制造业不再需要外包,它完全可以在本土由机器人和先进制造完成。这之后,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会极大降低。

第三个挑战是金融的挑战。简单而言就是,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会采用一种“以邻为壑”的方式来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对于单个国家而言,增发货币和降低利率,是经济不好时的典型应对。但是,一国货币的贬值,对于另一个国家而言就是货币的增值。

简世勋举例说,2012年到2014年的日元大幅下跌,可能对日本经济增长有好处,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欧元的大幅下跌,伴随的是美元的走强,而美元的走强又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他说:“当每个国家都试图从不景气的全球经济大蛋糕中分走更大的份额时,货币政策越来越可能沦为以邻为壑的工具。”于是,各国央行都努力让本国的货币贬值。而持续的低利率导致的结果是资本配置的不当,它会让那些原本不需要钱的大公司借钱去进行低效率的扩张,也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因为当低利率造成的通货膨胀在掠夺所有人时,那些有能力利用好大规模资本的人,却获得了更高的收益。

全球化的三个核心动力,也就是人力、技术和资本的流动,反而可能成为全球化新的挑战。大规模移民的压力可能让原本开放的国家倾向于封闭边境,先进制造业技术可能摧毁原本环环相扣的全球供应链,各个国家在经济不景气时倾向于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

简世勋只是提出了问题,他并没有能够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应对他提到的任何一个挑战,都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解决全球化遇到的问题,需要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治理。而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机构,表现得其实都不尽如人意。

他必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在这本书结束时,他虚构了伊万卡·特朗普在2044年的竞选演讲。演讲强调美国边境不可逾越、强调要大力投资于武器技术、骄傲地捍卫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并且宣布要以“光荣地孤立”为荣。这篇演讲的内容作为虚构引人入胜,但如果真的变成现实,就不那么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