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数十亿年的历史当中，物种灭绝的阴云曾多次笼罩地球上的动植物。在2.5亿年前被称为“大灭绝”的事件中，96%的海洋物种永远地消失了。

当前，同样的危机又一次出现在地平线上。上周，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发布了一份关于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报告，该报告对这一可怕的数字进行了恰当的夸大——估计到2050年将有100万种物种灭绝。这些科学家摒弃了技术官僚们胆怯的实用主义，呼吁全球经济全面转型。他们说，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令人失望，也令地球失望，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系统。

根据该报告的结论，只有“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阻止大规模物种灭绝。这意味着全面改革全球经济，把人类福祉和环境可持续性放在首位，而不是追求利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环境科学与政策副教授、IPBES报告的主要作者Ingrid Visseren-Hamakers表示：“之所以没能解决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这一令人心痛的问题，根子就在我们组织经济、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以及我们的制度和规则上。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社会的结构，让它变得更加可持续。”

今天物种灭绝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原因很明显：经济的飞速发展、化石燃料导致的全球变暖、工业污染、单一作物农业，不一而足。尽管影响过程很复杂，但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罪魁祸首：一个以增长为基础、一心从自然中榨取钱财的经济体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开发已经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现在，地球脆弱的生命维持系统正在逐步威胁人类生存，却没有人能够阻止它。

多年来，关于即将到来的物种大灭绝的证据逐步积累，但这份报告让我们对危机的速度和规模有了非常直观的了解。动植物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地球上已知的800万种物种中，有100万种可能在30年内灭绝。报告的作者总结道，生物多样性“正在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人类生存的生态先决条件正在减少：清洁的空气和水、健康的食品、稳定的气候、药物等等。

事实证明，减缓物种灭绝速度的努力远远不够。未来几年，各国政府都无法实现自己设定的保护目标，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珊瑚和两栖动物死亡，而随着沿海栖息地的消失，多达3亿人将面临洪水肆虐的威胁——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政府、企业和其他机构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系统崩溃的问题。

IPBES谨慎地保持中立并为决策者们提供选择。但是报告的结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Visseren-Hamakers说。“我们正在试图改变社会的目标，希望将目标从盈利转向可持续生活。”

报告的作者建议“摆脱目前短视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他们“预计那些既得利益者会反对”。考虑到增长是市场经济的活力原则，这本质上是要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改革，这一过程毫无疑问会激怒一些大型公司。

就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发布的2018年全球变暖特别报告一样，这项新研究的坦率同样具有历史意义。在多年强调零碎的改革之后，科学界现在要求我们彻底反思现代社会。不是因为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一切都证据为导向。

 “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科学证实了的确是这样，” Visseren-Hamakers说。

当然，作者也提供了不那么极端的解决方案。在这份报告中，他们认为给“生态系统服务”贴上价格标签，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将大自然视为垃圾场的成本。这不是什么新点子。将自然价值纳入经济计算将消除污染的“反常动机”，并给予企业和政府更大的动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例如，碳定价旨在考虑稳定气候的价值。从理论上讲，在生产决策中考虑碳污染的环境成本，应该会抑制直接或间接破坏生态系统的化石燃料的使用。尽管没有特别的野心，为大自然定价曾经被广泛认为是对物种损失的一种务实的反应。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社会学助理教授Jesse Goldstein表示：“15年前，将自然类项目金融化是此类报告的重点。”

事实上，如今给“生态系统服务”贴上价格标签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标志着政策基调的历史性转变。务实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希望快速、切实可行地解决紧迫问题。因此，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拒绝呼吁对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即使经济增长明显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也显得过于激烈、麻烦和不可行，不能算作是解决这场危机的现实方案。

Goldstein表示：“（报告的）主要语言表明，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但我们的假设是，大规模、革命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需要太多时间，而基于技术官僚和技术政策的解决方案更快。”但当前看来，务实的解决方案似乎与灭绝危机的现实脱节。考虑到物种灭绝的致命严重性，大家急切呼吁出台雄心勃勃的解决方案。

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完全归咎于现代资本主义将是一种还原性的做法。毕竟，自从人类学会把树枝砍成矛，砍伐森林来建造农场以来，他们就已经破坏了环境。但鼓吹竞争和盈利的资本主义引入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一旦动植物的生命被视为生产投入、现金引擎或利润积累的可接受的牺牲品，那就把它们榨个灯枯油尽。

IPBES的报告明确指出，今天的大灭绝与早期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在种类上而不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自1900年以来，全球主要物种的数量下降了20%。自1970年以来，随着工业生产的爆炸式增长，大自然的生产力全面下降。报告作者写道，物种灭绝现在“比过去1000万年的平均水平高出数十到数百倍”。

在《第六次大灭绝》（The Sixth Extinction）中，记者Elizabeth Kolbert记录了现代生态破坏的惊人速度。她写道：“就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变化了百万分之一，与通常情况下10万年冰期的变化一样多。与此同时，过去50年来海洋pH值的下降幅度可能远远超过过去5000万年间海洋pH值的下降幅度。上周末，北冰洋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了84华氏度，而二氧化碳浓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了百万分之四百一十五。无论我们祖先的社会是多么不可持续，都不会比我们现在更糟糕了。”

然而，一边是物种的濒临灭亡，一边是经济的蓬勃发展。根据IPBES的报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农作物产量增长了300%，现在企业每年从地球上攫取600亿吨资源。这些资源无所不包：汽车用的石油，建筑用的木材，还有各种各样的贵金属。如果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确保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全的家、健康的食物和可靠的交通——那还情有可原，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贫富分化的急剧扩大。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富有的人群的收入已经翻了一番，而工薪阶层则经历了工资停滞，同时饱受极端天气和粮食短缺的影响。

Goldstein补充说，鉴于这些趋势，“很难提出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拯救地球的论点”，看起来需要的是更为激进的措施。

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们似乎也同意这一观点。Visseren-Hamakers表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论述正在发生变化，主张全面变革已经稀松平常，这无异于一场革命。”